《流浪地球2》热映,中国科幻电影“风起云涌”******
中新社上海2月2日电 题:《流浪地球2》热映,中国科幻电影“风起云涌”
作者 王笈
太空电梯、无人机混战、月球核爆、数字生命……2023年春节,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以“硬核”的科幻表达、奇伟的宇宙想象、动人的人类命运故事,在中国引发观剧热潮及全网热议。截至记者发稿时,该片累计票房已破29亿元(人民币,下同),官方授权模型周边众筹金额突破1.2亿元。
《流浪地球2》何以获得青睐?“风起云涌”的中国科幻电影又将行至何方?
“流浪”的硬核与温情
业内人士将《流浪地球2》视作中国科幻电影在新时代的又一次“破壁”。影片中“硬核”的科幻表达、中国式方案的“温情”成为多方评论的焦点。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李建强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流浪地球2》的硬核科技表现非常令人感奋,绚烂瑰丽的视觉质感和奇崛的宇宙想象空间令人叹为观止。在科技表达水准上,代表了中国科技电影的最高水平,也标示着中国电影工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连我在北美的朋友们也称道,《流浪地球2》所达到的科技工业和艺术水准,已经可以与漫威、DC媲美了。”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大开大阖”的高科技场景中,还蕴含着小人物的家国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寄寓了创作者深沉的思想情感和积极的人生价值理想。“影像画面和情感饱满度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人类生存哲学思辨的高度,不仅产生巨大的艺术矢量,也使作品本体得到强有力的情怀和逻辑支撑。”李建强说。
“《流浪地球2》在吸收世界科幻电影营养的开放性中,进一步诠释和深耕了主题,所谓‘中国式方案’。”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程波认为,科幻何以能够硬核,影片的人物和故事首先要立得住;其次,视听真实感与奇观性要足够,如果能利用新技术、新平台则更好;再者,能否从“幻想”向“思想”跃升,将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的探讨寄寓在视听和故事之中,启发追问和反省。
中国科幻电影波折“出圈”
1980年上映的国产科幻片《珊瑚岛上的死光》,讲述中国科学家利用激光武器捍卫人类和平的故事,推开了新时期中国电影探索科幻类型片的大门。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因受到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国产科幻电影只是缓步前行,少有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
直至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异军突起”,为中国科幻电影注入了一针“强心剂”;2020年,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十条政策措施,被称为“科幻十条”。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杜梁指出,从世界角度来看,科幻文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产生较大影响,诸如《星球大战》等顶尖IP都与科幻相关。“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文化强国、电影强国建设,这就必须要针对世界性的文化热点,提出中国人的理解、想象和方案。今天我们正是在不断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在杜梁看来,科幻电影不仅仅是对人类大脑的想象进行文化娱乐性的演绎,还有一定的预想未来、预演未来的价值。早期科幻片中的部分想象在当下已经变成现实,科幻因此成为人们阐释未来幻想的一个重要阵地。“《流浪地球》第一部上映时,外国人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整个地球推着走,中国人对于家园的情结为何如此深重,而西方电影里的普遍做法是再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存空间,比如《阿凡达》。但中国人选择把家园和所有有关的回忆都带走,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想象和方案。”
浪潮已至,向未来“加速”
客观来说,当前阶段的中国科幻电影确有不足,李建强认为,问题主要集中在整体的水准和能力。虽然近年来《独行月球》等国产科幻作品接踵而至,但数量忽高忽低、质量参差不一,这一轮“进击”更多的是“跟风”和“逐流”的产物,创作基础和类型意识尚嫌不足,观念聚焦和视野广度均有欠缺。“怎样自觉依托最前沿的科技发展和力量,帮助想象力成功落地,同时下大力气培植一大批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非凡实操能力的团队人才,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挑战与机遇并存。不可否认的是,在《流浪地球2》热潮的带动下,中国科幻电影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当中国科幻电影向未来“加速”,如何才能将“浪潮”推得更远?系列化、IP化或成为突破口。
杜梁指出,《星球大战》和超级英雄电影都是系列化创作,更易形成集合作用,自然而然地吸引更多观众关注,但是国产科幻片恰恰在这一点上处于弱势。“我们看到很多国产科幻片只能形成暂时性的热点,不能产生长时间的文化热潮。未来还是要加强系列化、IP化创作,不光是在电影内部,也要与文学、动画、电视剧、游戏进行结合,形成一个多元的科幻作品网络。”(完)
报告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应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当前,国内对于算法治理的基本思路和框架都是清晰的,而分级分类精准治理的模式应当可以解决如何落实的问题。”在日前举办的“2022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上,谈及算法治理的现状,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梁正表示,算法分级分类本身不是目标,而是要针对不同风险场景配备不同监管规则。
论坛由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主办。其间,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个人信息安全年度报告》《平台经济反垄断观察报告》。
记者了解到,《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2022)》,梳理了国内外的多项法规,结合热点事件及应用场景呈现了算法治理现状,并发布千份算法治理调查问卷了解公众对算法公开和算法治理的了解程度和基本态度,最后基于多方调查分析,给出了当前算法趋势观察以及未来治理方向建议。
报告发现,目前国内算法治理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企业的算法公开主要依靠官方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系统,或在舆情事件发生之后。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半受访者承认算法让自己的使用体验更好,但仅一成受访者认为企业算法公开做得很好,逾六成的受访者称曾遭遇“大数据杀熟”;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在数据、算法方面治理政策进展显著,在平台与应用方面的政策和落地尚需加紧。”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曾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伦理有三个相当紧迫的问题需要被正视:首先,人工智能应当被适度使用;其次,目前人工智能服务知情同意落地艰难,被迫知情同意普遍存在;最后,目前用户数据的授权撤销在人工智能服务中存在巨大挑战,需要监管和更高层的网络服务提供方联合提出更合理的政策与解决方案。
针对日前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表示,从算法治理角度来说,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与之前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思路有所不同,前者采用了一种“三位一体由的数据与技术规范。
具体来讲,由于深度合成技术的门槛较高,技术支持者也被纳入了监管范围内。比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提供智能对话、合成人声、人脸生成、沉浸式拟真场景等服务,应当进行显著标识,这就将更重的责任落在了服务提供者身上。
中国社科院科技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提到,算法治理需要构建可信任的算法认知,而这需要产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产业要努力提升算法精准性、透明度,减少偏见,减少歧视;消费者则需要提高数字素养,提升算法意识,加强在人机互动中自主性、控制感和协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