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决心》：打开一扇感知中国的窗******
作者：田维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文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生）
十年一顾，沧桑巨变。近期CGTN推出的四集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通过新颖的主题设置、国际化的传播语态、生动的人物故事，展现了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的巨变，并深入地分析了巨变背后的原因，引发了海内外受众的热烈反响。该片主要由Z世代年轻人组成主创团队，历时一年策划制作，行程四万公里，以英、法、阿、俄、西、德、葡、印地语等共15种语言版本，用一种新的思路和打开方式讲述着不一样的中国故事。其中既有现场真实记录，又有理性分析思考，用专业影像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十年蝶变之道，在中国踏上新征程之际，为全球受众打开了一扇感知中国的窗。
一直以来，以“真实性”为本质特征的纪录片，是国际传播中的“文化硬通货”，被认为是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载体。而有些国际传播纪录片因过于注重国家形象的自塑，而忽视了海外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兴趣取向，从而导致传播效果打了折扣。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通过“酷”“钱”“暖”“未来”四个新颖的主题设置，每一集以个人故事为主导，用时代做注脚，既能涵盖这十几个方面的突出成就，又易于海外受众理解。
纪录片将厚重的中华文化底蕴及其所塑造的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落实到当代青年人的体验与感受之中。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传统文化重焕新生的瞬间，折射出过去十年里年青一代人心中逐渐树立起的文化自信。在《了不起的决心》中，纪录片并未堆砌展示中国文化的符号意义，而是立足当下，将视角聚焦于那些被历史文化感召并将其传承发扬的年轻人身上。片中的中国青年不仅理解传统文化之美，还在思考如何让它生生不息。纪录片团队和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共同策划了“古乐还原辛弃疾经典”，复原失传数百年的《破阵子》词牌曲调演奏和吟唱方式，并用MV的形式向世界展现宋词之美和辛弃疾所代表的中国家国情怀，在海外取得了超过百万的点击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阔步前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如何解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成为中国媒体的重要任务。《了不起的决心》没有延续传统政论片的宏大叙事和成就巡礼，而是以类似科普片的类型化包装，思辨性的话语方式，带领观众从深圳到合肥再到鄂尔多斯一路北上，由表及里地分析中国十年发展路上每个奇迹背后的治国理念。纪录片的思辨性语态，体现在向观众抛出问题，并带领观众抽丝剥茧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作者试图带领观众一同探究“中国是如何应对文化、经济、发展等发展挑战的”的问题，以24组生动具体的人物故事诠释国家战略，使原本复杂的政策性问题变得通俗易懂。比如创作者从“光”出发，揭秘激光雷达和自动驾驶背后的极客生活，了解量子纠缠背后的女工程师们和那座迅速崛起的中部城市；从“温暖”入手，跟踪记录两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患者家庭从绝望到希望的全过程；着眼“未来”，记录沙特人感受中国物流极致体验的故事，讲述“巴西设计”的“中国制造”产生的过程。这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观众阐述中国高速发展背后的中国智慧，给海外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海外传播纪录片不仅应发挥国家会客厅维度的严肃效能，同时还应顾及观赏、审美等功能。在融媒体时代，纪录片应适应移动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创新方法与策略，让世界看到中国纪录片，看懂中国纪录片，更喜欢中国纪录片，用精品力作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了不起的决心》运用创意化、轻量化的视听语言，中和了纪录片原本的严肃气质，更加契合当下年轻网络受众的接受心理。在视听风格上，该片呈现出一种短视频的气质：充满节奏感与力量感的混剪，震撼的穿越航拍长镜头，活泼灵动的逐帧动画，创作者通过视听技巧的创意构思，为观众打造出一场视听盛宴。片中的人物也被这种影像风格赋予了一种潮酷气质，让受众感受到新时代中国人的蓬勃朝气。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纪实影像作为一种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综合艺术以及文化传播的形式，成为世界文化沟通的桥梁。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运用新鲜的视角、独特的风格、真实的笔触，用纪实影像呈现时间维度中中国动态发展的过程，审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社会实践，激发海外受众的心理共鸣，不失为一次纪录片海外传播的范例。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15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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