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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为何“大家都爱汾酒”?******

  从古至今,酒都是中国人节礼之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份子。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酒几乎见证了中国人一生中所有重要时刻。作为“中国酒魂”,汾酒始终是中国酒文化的见证者,一脉清香承载了历久弥香的时代记忆和历史记忆。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汾酒发起了一场“大家都爱汾酒”的互动传播活动,开启了消费者与汾酒的双向奔赴。

 

  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汾酒联合网易哒哒共同推出《新年狂想计划·你是什么热爱型人格》H5,与数万网友开启美好心愿,共迎2023。而在春节来临之际,汾酒也将联合抖音平台进一步开展“大家都爱汾酒”抖音挑战赛活动,力邀消费者分享自己与汾酒的岁月往事。据悉,该活动将从1月25日持续至2月6日,参与方式:1月25日到2月6日期间抖音用户搜索#大家都爱汾酒话题,可通过手指比心手势触发“新年萌兔”贴纸,随机抽取“漂亮兔”“发财兔”“幸运兔”“快乐兔”,拍摄成短视频并发布即有机会赢取奖励。希望在春节元宵双节期间,重温汾酒与消费者的甜蜜回忆。

  千百年前,汾酒是备受君王宠爱的宫廷御酒

  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的同行者、见证者、记录者,汾酒的酿造史延绵千年而未断,从中国最早酿酒器具——小口尖底瓮,到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汾酒一路见证了中国白酒的起源与发展。

  产于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的汾酒,早在1500年前就已经是宫廷御酒。只不过当时的它,还被称为“汾清”,在《二十四史》中,武成帝高湛劝饮汾清的故事被认为是汾酒1500年名酒史的最佳例证。而这也不仅是汾酒迄今为止最早、最明确的文字记载,也是中国白酒在史书上的最早记载。

  从武成帝高湛缘起,汾酒开启了称雄酒坛千百年的辉煌历史。在唐代,汾酒更是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在起义前选择用陈年汾酒祭祀天地,激励出征勇士,还在重返龙城后再次用汾酒大宴群臣;一代女皇武则天在饮过竹叶青美酒后,即兴作诗“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晚唐诗人杜牧挥笔写下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为汾酒创造了绵延千年而不绝的美誉……

  可以说,皇宫贵族、名人雅士们的追捧,构筑了汾酒长达1500年的名酒史,也成为“大家都爱汾酒”的最早起源。

  百余年前,汾酒是畅销中外的中国名酒

  汾酒从“旧时王谢”飞入“寻常百姓家”,可能要再往后细数百年。历经宋、元、明、清几代传承与发展,汾酒确立了“清蒸二次清”,“固态地缸分离发酵”的酿造工艺,也就是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

  依靠这一技术,汾酒人酿造出了在1915年一举夺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国际甲等大奖章的山西汾酒。由此,汾酒声名从中国传至海外,再次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名酒时代。

  在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经过上层人物钟爱、解放前全国市场及百姓口碑、风格纯正和品质稳定性及悠久传奇的历史文化等“四大影响力”考核,汾酒成功被评为四大名酒之一。而后,在历届中国名酒评比中,汾酒均蝉联该称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

  从1952年至今,逐步累积的市场口碑、经久不变的酿造工艺、愈加深厚的历史底蕴,不断为汾酒的发展筑起了牢固的护城河,让汾酒成为一代又一代消费者心中无可替代的存在。

  这个春节,汾酒希望借助一场“大家都爱汾酒”的互动活动,号召消费者勇敢示爱,积极讲述属于自己与汾酒的故事、热爱汾酒的理由,希望以此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共同创造出属于彼此的新春回忆。

  关于汾酒,你又有着怎样的记忆呢?(来源: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东西问·解码兔年 | 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自2023年1月18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解码兔年”系列稿,探究春节文化、“双立春”等的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敦煌1月20日电 题: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专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

  中新社记者 丁思

  临近中国农历兔年春节,萌态可掬的兔子造型层出不穷。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存世千余年,绘制了共用三耳、循环追逐的三只兔子,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兔子造型。这一图案,也出现于巴基斯坦赤陶浮雕、叙利亚的多色陶瓷、欧洲教堂彩绘玻璃,乃至一些西方现代建筑中。

  “三兔共耳”的创作源起是什么,有何寓意?为何能在中西广受认同?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视频:【东西问】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目前,现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案有多少个?它们的造型、纹样有何不同?

  赵燕林:“三兔共耳”的装饰图案广泛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欧大陆各地,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从时代分布情况来看,壁画中“三兔共耳”发端于隋初,流行于初唐和中晚唐时期,最终消亡于五代。

  莫高窟共发现有20个洞窟绘制有这一图案。其中,17个绘制在洞窟藻井图案中,4个为天宫栏墙装饰图案,还有1个绘制于藻井垂帐纹,共出现22处,隋代洞窟占比最多,共9幅。

  总体来看,隋代初期此类图案尚显生涩,而至隋代中晚期则极尽繁华,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被认为是该纹样的杰出代表,也是大众最为熟知的一幅。

莫高窟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敦煌研究院供图

  “三兔共耳”的图案主体构成呈圆形,三只兔子以等边三角形均匀分布其中,两两共用一耳,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奔跑、相互追逐,首尾相接,动感十足,造型优美。早期图案中的兔子,以白色居多,唐代逐渐出现了黑色、灰褐等色。

  中新社记者:该图案为何是三只兔子?有何寓意?

  赵燕林:“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寓意。《道德经》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只兔子有往复循环、繁衍生息的涵义。“三”又与佛教涅槃思想吻合,三兔像是“前世”“今生”与“来世”,有“循环”“轮回”之意。

  同时,古人眼中,“兔”的内涵也很丰富。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物性》中说:“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明代徐树丕在《识小录》中云:“俗曰:兔无雄,望月而生也。”古人认为世间所有兔子都为雌性,只有月亮中的兔子为雄性,加之兔子繁殖能力极强,自古便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西晋傅玄《拟天问》曰:“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又说:“月为阴水,白兔之形”。古人认为月是“阴水”,还是白兔的化身,故《隋书·天文志》说:“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所以,藻井图案中兔子的形象,也有“月神”与“阴水”的意涵,是“以水克火”的延展。

  另外,汉魏以来,图谶瑞应思想极为流行,有着向朝廷进献“祥瑞”的传统。白色的鹿、兔子等世间稀有罕见,是吉祥、祥瑞的象征。经过魏晋南北朝战争,隋初人口相对退减,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成为普通民众朴素的期盼。藻井是莫高窟洞窟中最为核心的位置,将“三兔共耳”图案绘制在最中央的藻井中,也是寄托了洞窟功德主们的美好愿望。

莫高窟第302窟“三兔共耳”栏墙纹,这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有何源起,其创作手法有何特点?

  赵燕林:研究发现,“三兔共耳”图案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纹样十分接近,例如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器上的类似装饰图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敦盖、漆器上出现的三兽纹等,最为突出的是汉代瓦当上的三雁纹,以及画像石上的三鱼共首纹等。

  其创作手法是中国传统的“共生”,即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同造型元素的相同部分叠加重合在一起,在构成新图形的同时,不破坏单体结构的完整性。中国历代纹样作品中,有大量的共生图案,内涵也多与生命繁衍、祈福相关。

  “三兔共耳”的“共生”创作手法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宇宙观。中国古人重视天文,有星象崇拜,“三兔共耳”有自秦汉以来“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的影子,即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正方形的叠涩构架而成,体现着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

莫高窟第305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及其“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结构示意图 。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的传播路径有无定论?该图案为何也在西方社会受到认同?

  赵燕林: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和商贸文化重镇,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会,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流交融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特征。存世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正是出现在敦煌。

  学界多认为,这一图案是从中国自东向西传播,其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渊薮。有部分学者猜想其源于中原,后从蒙古帝国西征时,从敦煌沿丝绸之路同时向蒙古国、印度、中亚各地传播,后从中亚、西亚向非洲的埃及、欧洲各国传播。也有学者提出,是战争把它带至西方社会。

  该图案究竟源于何处,缘何被带至西方?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世界很多民族都有月亮当中有一只兔子的传说。

  随着时间演变,“三兔共耳”出现在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阿富汗的金属盘、伊朗的托盘、科威特的瓷砖画、德国教堂的钟表、英国教堂的玻璃窗上,成为当地宗教、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图饰,沿用至今。

巴基斯坦斯瓦特赛杜沙里夫遗址“三兔共耳”浮雕(9—11世纪)。采自《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受访者供图

  该图案对于西方民众意味着什么?一些西方学者做了调查,甚至专门有团队出版了《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等研究文集,他们认为“这幅图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够为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和吉祥的寓意。由此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对艺术魅力的认同与对生活的美好祈愿是相通的。(完)

  专家简介:

  赵燕林,甘肃省甘谷县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在《敦煌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艺术设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3部。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石窟艺术,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日本《比较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三兔共耳”相关研究论文5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等研究课题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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